土地可以買賣嗎——拉科塔與現代西方的兩種目光

「土地可以買賣嗎？天空可以買賣嗎？」提出這個問題的，是拉科塔（Lakota）領袖坐牛。那不是一句口號，而是一個真正的問題。問題底下還藏著更深的一層：要擁有一樣東西，你是不是得先承認它是一件「東西」？坐牛看土地的眼光不是這樣。對他而言，土地不是可以買進賣出的物件，而是一位親人。

土地在我們眼中是什麼，隨文化而全然不同。有人看見地籍圖上的一組號碼，有人看見祖先曾在其上行走的、活著的存在。土地在所有活人的腳下，也在所有亡者的身上。

賣不掉的母親

拉科塔語裡有一句禱詞：「Mitákuye Oyásʼiŋ」——我們都是親人。這句話不只說給人聽。土地、河流、山、狼、鷹，全都在這張親屬網之內。對拉科塔人來說，Paha Sapa，也就是黑山，像一位神聖的祖先。那是靈魂居住、人們向其祈禱、與之交談的活體。你不能賣掉母親；你也不能賣掉 Paha Sapa。

一八六八年的《拉勒米堡條約》把這片土地永久保障給拉科塔。後來黑山發現了金礦。條約被單方面撕毀，土地遭到強占。但這個故事最令人震動的部分，發生在很久以後。一九八〇年，美國最高法院判定土地是被不正當地奪走的，連本帶利判給拉科塔一筆超過一千七百萬美元的賠償。拉科塔拒絕領取。拒絕，是因為收下這筆錢，等於永遠放棄對土地的主張。那個帳戶如今已經漲過十億美元，仍原封不動地擱在國庫裡。

這種目光不是拉科塔獨有，而是這片大陸原住民共通的直覺。另一句著名的話被歸給蘇夸米希族酋長西雅圖：「你們怎麼能買賣天空的溫暖？這個念頭對北美原住民來說是陌生的。」對這些民族而言，土地不是財產，而是一種關係。祖先埋在其中，孩子在其上出生，野牛在其上吃草，是一個活的整體。對大平原諸族來說，野牛群與土地是分不開的織物；毀掉其中一個，另一個也會死。西方對野牛的屠殺，瞄準的因此不只是一種動物，而是一整套生活方式。

而這場毀滅不是意外，是刻意的策略。據說謝里登將軍講過，讓原住民屈服最快的辦法，是把野牛減少到他們會餓死的地步（這番話出自謝里登將軍之口並無文獻佐證，該說法源自一本一九〇七年出版的回憶錄）。軍方甚至免費發放彈藥給獵人。曾有數百萬頭野牛遊走的平原，到二十世紀初只剩下幾百頭。要拿走土地，他們先擊中了土地的心臟。

值得在這裡停一下：對十億美元說「不」。初聽之下難以相信。但重點不在錢。對拉科塔而言，收下那筆錢，等同於承認母親有一個價格。有些事情，「多少錢？」這個問句本身就帶著冒犯。而這個拒絕，也向現代世界拋出一個安靜卻沉重的問題：在一個假定萬物皆有價的時代，還有多少人記得，有些東西是不能賣的？

勞動所至，土地所歸

現代西方的土地故事，從一位哲學家開始：約翰·洛克與他的勞動理論。十七世紀，他說：你若在一塊土地上投入勞動——耕種、整治、在其上建造——那塊土地就成為你的。這套「勞動理論」為財產權奠了基，如今幾乎坐進了所有法律體系的核心。基督教神學也站在旁邊：《創世記》要人「治理這地」。

接著又來了一條原則：Terra Nullius，「無主之地」。若一個群體沒有按西方認得的方式利用土地——不圍籬、不登記——那塊土地就被視為無主，可以取用。於是住了數千年的民族，其土地在紙上「合法」地換了手。對坐牛的族人而言，悲劇正在這裡：他們對土地的敬意，在西方眼中恰恰是讓那片土地顯得「空著」的東西。

把土地與權力綁在一起的語言，在別處也有自己的歷史。《詩經》裡的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，講的是一種包攏一切的歸屬：土地先屬於君王，人才在其上安身。這與洛克的路徑正好相反——洛克讓所有權從個人的手上長出來，那句古語則讓它從上方降下來。但兩者共有一個前提：土地是可以被歸屬的。真正被排除在外的，是把土地當成親屬的第三種答案。

有意思的是，這套邏輯先在西方自己身上試過。英格蘭的「圈地運動」把數百年來人人可用的公共牧地變成私產；農民被逐出自己一直在耕的土地。也就是說，把土地變成商品的念頭，在殖民地之前，已經先拿歐洲自己的窮人排練過。這種目光的生產力驚人——它為現代資本主義、農業與工業開了路。但每一道籬笆背後，都留著曾經自由踩在那裡的腳的故事。財產帶來了保障，同時也建起一個會說「這裡是我的，你不能進來」的新世界。

把兩種視角並排放著，浮上來的問題其實不在法律，而在「存在的是什麼」。對拉科塔，土地是活著的、有感覺的、可以與之建立關係的主體；對西方，土地是被丈量、被切分、可被擁有的客體。一邊把人看成土地的一部分，另一邊把土地描述成人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財產。

兩種目光都對的地方

不把土地看成可以無限榨取的客體，而看成自己身處其中的一張網——這正是現代生態學用千萬筆數據抵達的結論。拉科塔不是把它當理論，而是當生活方式活了幾千年。我們今天叫做「永續」的東西，有一部分只是他們一開始就知道的那種親屬關係。

把人放回自然的秩序裡，本身並不是什麼異國情調。道家講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，說的是同一個方向：人不是站在自然之外下指令的一方，而是在一連串效法關係的末端。差別在於，這個洞見多半停留在修養與哲思的層面，很少長成一套關於誰能占有什麼的具體制度。

這種直覺今天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迴響：法律書裡。紐西蘭的旺加努伊河、印度的恆河、加拿大魁北克的喜鵲河，都取得了法律上的「人格」。

也就是說，這些河流不再是一個「什麼」，而是一個「誰」。流動、不被汙染、維持自身的生態，成了可以在法庭上主張的權利。

洛克把土地叫做「有待耕作的客體」，現代法律卻悄悄轉向拉科塔的語言：有些存在不是為了被擁有，而是為了被建立關係。

另一方面，不屬於任何人的東西，人人都可以主張。西方的做法，對人口不斷增加的世界或許是一種必要。財產權消除了模糊：誰擁有什麼，哪一份契約有效？沒有這種清晰，大規模農業、城市與基礎建設都建不起來。沒有個人財產的保障，信貸、住宅金融、長期投資這類經濟也不會成形。

孟子筆下的井田制，把一塊地劃成九格、八家各耕其一、中央一格共同耕作，恰好落在這兩端之間。每戶有自己確定的那一塊，但整片地仍靠共同的勞動維繫。這套安排在歷史上究竟施行到什麼程度，學者至今爭論不休；但它作為一個構想仍值得留意，因為它把「這是我的」與「這是我們一起養著的」放進了同一張圖上。

也許未來就在於把兩種目光合起來：西方提供的保障與秩序，加上原住民傳統對土地的敬意。這樣的縫合並不抽象——臺灣關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的爭論，本質上就是同一道題：一套以地籍與所有權為語言的法律，要如何承認一種並不是用所有權來記憶的土地關係。因為既要保護土地，又要在其上公正地生活，唯有既不把它看成純粹的財產，也不看成不可觸碰的禁忌，才有可能。